做智库，要把人才捧在手心里

高培勇：你好。

中国网：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智库它是不同于一般科研机构的这么一个组织，它有自己独特的这种运行规律，是怎样的规律？

高培勇：我们是2011年12月份组建的智库，因为我们这个智库它不是高楼万丈平地起，它是在原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的，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智库而言呢，它就有一个转型的这样一个任务，原来就是一般的学术研究机构，我们叫学术机构，现在说转型智库了，那么怎么转型？实际上应当讲我们是走过一段弯路的。

最初因为在学术机构基础上做智库呢，大家认为就是研究力量的一种重新配置。比方说我本人是原来搞财政科学研究的，那么就是说你今后更多的加强一些应用型的这种课题研究，对基础性的课题就少做一点。大家最初就把它理解为一种研究方向啊，资源配置的一种重新调整，应当说这样做非常之容易，就好像在一个体制、机制根本不变的条件下，我们把生产任务调整调整就可以了，但是在实际做的过程当中发现绝不是这样，这个智库典型的定义它是以提供决策咨询类产品为主的这么一种学术产业，所以你看它的产品跟一般的学术成果就有很大的差异，你比如说一般的学术成果，我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观点提交给大家，至于它对与错能不能适用，我可以没有过多的考虑，就是我的一种观点，我要坚守它，甚至我的一生都要维持这样一种观点都是可以的。但是决策咨询类产品呢，它是直接做决策支撑的，因而它就没有多少回旋的空间。

我们换句话说就是没有隔热层，直接就可以供决策层参考，因而这种产品决策类产品，用我的话讲是具有人命关天的性质，就好像是医生开药方，医生开了药方不管如何，只要患者服用，他就有生命危险，可能治好病也可能要了你的命，这时候就比较较真了。

整体的运营就不能像学术研究机构那样，说你的关点你的学术这种见解只是你个人的，而决策咨询类产品，它是要服务于整个社会的，这是要真刀真枪的干，我们提的是这样，得真正能解决问题这种产品，这样一来它就牵扯到一个研究方向、研究范式、研究机制，整个与我们的话讲就是整个体制机制的一个再造的过程。在按照这个方向往下走下去，这个差异大着呢，这个差异很大，你比如说要一个普通的，像我们以往那样的财贸所这样的研究机构，那么平时的这种整个研究计划，科研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建立在个人自愿的基础之上，我偏好什么我就研究什么，我擅长什么就研究什么，对吧，但是智库不是这个样子运行的，智库说这个社会需要你研究什么，你作为国家级的一个机构，上一级要求你研究什么，你就得研究什么。因为你这种硬性的直接附庸决策的这种产品，它不是简单的学术观点。

中国网：为什么？

高培勇：它是直接投入运营，对中国的这种经济社会发展，对广大百姓的这种福祉改善，都是有直接影响的，所以这种调整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意思是讲要认识到智库，它作为一种决策咨询类的产业，它一定有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学术机构那样的一种特殊的规律，只有按照这个规律来建设智库。用现在的话讲叫做适应并引领，这样一个智库的发展趋势，你才可能把这个智库建设好，我想这是当时提出这个规律时候的一个重要考虑。

中国网：也能听见出来，在咱们财经院这五年的时间里面，您是有很多这种转型的心得，您觉得哪些事情是让您记忆最深刻的？

高培勇：要我觉得最深刻的，至少有那么两三件吧，比如说第一件转型智库，转型智库不仅仅是一个机构的转型。对于工作在这个学术机构所有的学者都面临着转型，大家都知道学者一般比较清高，他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愿意做自己擅长做的事儿，甚至为之投入一生的精力都在所不惜，在做智库学者和一般学术机构的学者之间呢，大家得需要有一个思想的转弯过去，有人认为就是我终身是做学者的，不要做学术。你让我围着这个决策机构转，做支撑决策的这样一种研究，就觉得不是我原来追究的那个学术的味道，大家讲我要有独立，我要讲究科学，我要讲究客观啊，如此等等。

最初中国社科院党组决定把财贸所改建为智库的时候呢，我们在财经院的范围之内是有一场大讨论的，尽管这个事儿已经定了，但是必须要让大家转弯，转弯就得有转弯的说法，不能简单的说上级让我们做智库，大家低头研究就要随着智库的运行规律来转了，而不再是过去的那种一般的学术机构了。更简单的说法是不行的，学者较真你得讲道理，那么我们在大讨论的基础上，引导大家注意这样一件事儿，就是做学术研究它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做学术研究在学术道路上的发展，它的最高阶段是什么？我们就研究说大家讨论吧，讨论的结果就是逐渐逐渐大家能明确到一件事情上来。我们发现做学者，随着这个学术研究时间的推移，他的学术这种研究的积累会不知不觉的走到一种境界。

这种境界说的不一定准确我们叫指点江山，是这样的吧，像一些大学者他在讲的时候，一般你跟他谈话，在任何场合哪怕是在会议上做个发言，跟大家做个交流，他往往自觉不自觉的会走出他的那个象牙塔，走出他那种相对复杂的学术研究，而走向指点江山的这个层面上来。指点江山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一个经济体，它的经济前行，在事关国家、事关百姓这种命运和福祉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发表自己见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我们说做学问啊做到深处，实际上就是做决策的这种分析，这样的研究下来呢，就会看到了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做智库研究。

因为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供需两个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整个社会大分工当中，让你做学术的，学术不是让你孤芳自赏的，学术不是说我批了一些资源，让你在那自得其乐的，这不是做学术最终的目的。学术的目的最终是应用，只是说有的离这个应用近一点，有的离应用的这个境界远一点，比较基础的研究，更多的是生产理论的，但是这个理论是干什么的？是指导实践的，它不是直接应用实践的，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应用性研究直接服务于实践，它直接就可以在理论基础上去直接投入应用，这不管是哪样一种研究，哪样一种学术，最终是瞄准应用，没有用的学问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是不被这个社会所接纳的，也不应当为之投入资源，大家就逐渐逐渐理解这样一个意思，实际上我讲它的学术研究最高境界是做智库研究，实际上是代表着学术事业的成功，这是一条。

然后接下来我们又讲，分析这个学者的成长道路，就是你看他整个学术，我们叫学术人生，仔细说起来是大体分做几个阶段的，一般第一阶段是干什么呢？我讲是从学校毕业以后，第一阶段我们说是写论文的。 第二阶段就是写专著，第三阶段就是写教材。

写教材是什么呢？是通实的一种东西了，它不是说我个人的观点，一定是能够为大多数人，为这个社会所认可的这个定理、定律，就是这些基本的理论和基本的方法。

但是再往前走写什么呢？写奏折，就是对这个社会发展的建议，你看大学者们走到最后的时候，往往就写很短的东西了。在报上发表一个几千写字的东西，给党和国家提供千方百计的政策建议，写这个东西就写的多了。所以你分析过来他的发展过程就会看看，往往写论文是打基础的，写专著是在这个打基础上，对他的论文进一步的升华，到写到教材的时候，他已经有点什么呢？有点俯视过去走过的学术道路这种境界了，他要把那些成型的，真正能视为规律的东西写到教材当中去了，但是再往前走就是写奏折，所以我们也体会到，就是真正做智库研究不是谁都能做的。

他一定是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就提出第二个说法，叫做智库研究是学术发展的最高阶段，实际上这两个判断，智库研究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另外一个智库研究是学术发展的最高阶段，都说这两个判断的意思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分的很开的，两者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做智库研究，实际上是我们做学者的一个更高的追求。大家把这个事情搞明白之后呢，我们的大讨论就算有了一定的结果，

我们怎么说呢？应当是2011年7月份接受的这种转型的任务，到2011年的12月29号正式挂牌，中间留给我们7个月左右的转型时间。 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高兴的，就是很心悦诚服的接受了这项任务，并且比较顺利的转型到智库的这种体制机制的道路上来，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能够记忆深刻的事情。另外一个记忆深刻的事呢，就是我们的考核，考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过去做单纯的学术研究的时候，大家虽然也在非常努力，但是摆设考核，你一年写了多少东西啊，这个不愿意，学者愿意要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我愿意做就做，可能十年磨一剑，可能二十年磨一剑都是可以的，我在做研究，不愿意让别人管，但智库不是这样子，智库是有任务的。

我们一直说不是你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偏好什么就研究什么，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任务的，有任务就得考核，要考核就得有标准。你不定量是不行的，当然了我们说的也有质的这种要求，但是质和量之间必须以量为基础啊，这不容易，这是不容易的，我们也是经过了非常激烈的这种讨论之后，应当是在半强迫、半自愿的过程当中大家逐步接受了这种现实。

到2014年我们才正式拿出财经院的科研工作标准，要求研究员你一年要完成多少多少，副研究员一年要研究多少多少，而且这个时候的要求已经不完全是量了，2011年、2012年就提出了量，但是那时候大家接受不是从心理接受的，只是认为它就是一个制度安排，到了2014年大家就已经觉得这个事儿必须得办，而且必须有质的要求，这个质是什么呢？对于智库而言，我们要求是有奖励的。你说你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不是说的。是要有影响力的，这个影响力特别是在决策方面的影响力，是要有一系列具体的事实为依据的。

比如说你写一篇论文要发表，具体问你发表到哪个层次的期刊上，不同层次的论文，学术期刊它实际上标志着不同的读者群，层次越高的这种期刊，它的读者群的层次越高。读者层次越高，意味着它对决策的影响就越高，我们就说让你的论文影响，最有影响力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吧，影响普通人是一种影响，影响具有影响力的人是一种影响，潜移默化的去影响最有影响力的人才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刊物的层次不是说公立的说法，什么权威期刊、什么核心期刊，都不是这个意思，更重要的是着眼它的影响力，这是一个要求吧。

再有你参会，参加各种会议也有层次啊，是有国家层次的，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形势分析会，有各部委召开的经济形势分析会，你参加哪个层次经济形势分析会，又提出过哪些政治政策建议，这都是有要求的。再有你出了这种学术产品，智库也可以叫学术成果，但是我们更多的把它叫做产品了，因为智库本身是一个提供决策咨询类产品的学术产业，从产业角度来讲它是叫产品，那么你提供的是不是比较贴近现实的产品，你的采纳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采纳都往往是按批示来说的，就是你写的东西，哪个决策层的，哪位领导看到了，并且感觉到它的重要甚至做出一定的批示了，这些个东西我们是经过了一番大讨论的，这个事情其实做下来，大家最后我们是有民主投票的方式通过的，可不是简单的发一个文就完了，因为学者他就必须得讲这个东西。

中国网：得要心悦诚服。

高培勇：对，他得认可，否则你那种硬性的制度规定，学术研究不像水龙头一拧开就有的，他是要有他自己的一套规律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其实说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转型智库的过程当中，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探索，要把这种相对成熟的，比较适合财经院院情，匹配财经院规律的这样一些东西呢，把它转换成财经院的这种体制和机制。就是讲智库建设，建设到底最终实际上是一种体制机制建设，这一点认识我觉得是要把它说话的非常清楚的。

中国网：刚才您说到这个财经院的院情，财经院肯定是人才济济的，您觉得在这么多年的智库建设当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用起来这些人才，并且留住他们，吸引新的人才进来？

高培勇：就是说仔细想啊，一个机构的运行过程当中，它其实最需要的是人，凝聚人心，不同的这种机构之间的差异啊，我也在想比方说话学术机构，社科院有高校的差异，社科院内部不同研究所之间的差异，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它表现在哪？

有人说研究方向不同，有人说成果的形势不同，如此等等，或者说工作的任务不同，但是如果能脱出这个研究方向、研究任务学科这种视野的局限，而深入到它的实质层面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文化的不同。好像应当说是这样子，比如说高校有不同的高校文化，研究机构有不同的这种机构文化，所以我倒觉得如果说像财经院这样的智库，我脑子里最关注的事情是财经院的文化建设，一个机构的运行过程当中，必须有大家能够达成共识的，一些上升到理念层次的东西，这个理念层次的东西是什么？实际上是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

在财经院运行过程当中，刚才说了老百姓的土话，什么样的人算做成功的人，什么样的人被看好，说什么样的人最受尊敬，它得有这个东西，包括你们做网络也是一样的，都有客观的评价标准，这是不同的文化。我们说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等等都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把它落实到什么样的地方去呢，就是一个评价标准，我们考虑来考虑去提出了八个字的东西，叫做“学术本位，人才中心”。

“本位”这个词是产生于我们经济学的语言，大家可能知道过去增加在货币的发展史上有过金本位，就是所有的东西你衡量价值的时候，先把它换算成金子，然后用金子去衡量，值一两金子、二两金子，是这么一个情况，它和一般的等价物，是一个评价价值的基本标志，所以在财经院的这种文化建设当中，要让大家认可一件事情，在这个地方什么样的人是最受尊敬的，你以什么来论英雄，我们考虑再三是以学术来论英雄的，你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虽然你研究的主要是智库方面的研究，但是毕竟是一个学术机构，学术机构就要有学术来论英雄，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服务于学术的，学术水平高你在这边就最受尊敬，学术水平相对低你就不那么受尊敬，大家有一个客观评判的标准，这样才会把更多的人吸引到你这儿来，你认可这种文化他就愿意在这儿待，如果说这个地方评价各个不同的标准，一会儿以劳动态度，一会儿以服务态度，一会儿以这个标准，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我体会在生产单位，我在工厂里当过工人，大家对什么样的人最受尊敬呢？生产能手，技术好，在同样的时间之内生产了更多的产品而保质保量，在学术机构学术水平应该是这个基本的评价标准，我们说这是打造的这么一个东西，一切一切，你做任何工作都要还原到你对学术做出了哪些贡献。另外四个字我们是叫“人才中心”，其实一个机构像智库机构最重要的是要有智囊，智库是由智囊组成的，没有智囊那智库就是一个乌合之众。

智囊是什么？就好像演艺群体当中的那个角儿，对吧，就是那个角儿，没有那个角儿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讲的是学术带头人，在学术机构讲学术带头人。学术带头人我们是要把他当做人才的，这个人才在这个智库运行当中，我们要把它摆在中心位置的，就是作为财经院的院长，各种各样的话你都要听，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听学科带头人的。

我说过一句话“学科带头人跟院长拍桌子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机构本身就是由学科带头人来主导的，你离了一个带头人就塌了一个学科，所以他们的意见是最重要的，高校提出过教授治校，其实教授治校也不是所有的教授都治校，是教授当中的佼佼者，学科带头人来治校，他掌管着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所以你说这个财经院有谁啊？你告诉我说有100个职工，100个职工又能代表什么呢？财经院100个职工和其他机构的100个职工有什么差异呢？你得说我这100个职工当中有几个学科。就好像医院的内科、外科一个道理有几个学科，几个学科怎么能够立得住呢？

一定会有学科带头人，然后形成一个梯队，这个学科带头人是一个梯队的灵魂之所在，所有人都能得罪，学科带头人是绝对不能得罪的，你必须把学科带头人关照好，这就是怎么说呢？这就是本钱，你这个机构的本钱，如果说一个智库没有智囊，社会上咱们可以接下来谈就是各种的泥沙俱下，各种各样的质库，草台班子多得是，不会是长久的，它也不会是真正有影响力的，所以我们就又加了一个字叫人才中心，让大家注意到财经院是由人来组成的，人更重要的是人才。

一个是学术本位，我们确定了一个评价标准，你是不是英雄都是由这个来评价，第二个告诉你这个地方谁当家，是这个人才，是学科带头人来当家。我想打造这样一种文化呢，只要是真正的学者他就会愿意在这里工作，学者也论金钱但是不唯金钱。他跟商人之间这种差距是吧，他有一个报国之心，论官位但是不位官位，这就和政府机构的官员又不大相同了，你在政府机构里就说处长就是处长，司长就是司长，在这里他不是，行政职务更多的是一种学术资源的调配，更重要的还是论职位之外的东西。

所以当你把学术作为基本评价标准，把人才捧在手心里，那么你说这样一种文化，我想它就是我们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最重要的基础之所在。当然这种文化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一两任行政负责人所能解决的事情，但是你只要是现在打上这个基础，慢慢的培养，逐渐逐渐的就会形成浓浓的这种学术本位人才中心的良好范围，我想这是财经院将来能够得以发展最重要的基石之所在。

中国网：刚才谈完了人才这个，可以让财经院得以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以外，资金我认为也是智库发展当中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咱们财经院在发展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财政方面的压力，财经方面，就是说钱的问题吧，有没有财政紧张过？

高培勇：因为我的专业是财政啊，应当说就钱而言，在任何机构任何人而言，从来都是不够花的，所以论钱的时候都是相对的，都是和过去比，和其他的机构比，这五年来曾经就研究经费而言，和过去比有了翻番式的增长，确确实实这几年财政部很关心社科院的智库建设，每年会拨大量的经费给我们，不讲别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办公的地点这是租来的，不是社科院自己的房子，一天一平米16块7毛钱的租金，你们也都知道在北京的东部这算是便宜的，不是最贵的，东部还有十几块钱一平米的对吧，你就想这个经费国家财政真的是为智库建设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相对于过去我觉得是充裕的，和其他的机构比呢？我们也不算穷，也是要搞研究，大家真的也是有经费的，但是要说我们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这个经费的运用啊，因为制度规定这方面的原因，中国建智库你看原来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提法。

只有到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时候，在中央的文件当中才有一种说法，叫建设一批具有专业优势的思想库和智囊团，2014年末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兴智库这是总书记提出来的，所以这个经费的划拨过程，经费的使用过程呢，自然而然就没有与它相匹配的制度规定同时出台。

在我们运行过程当中就遇到一个问题，智库研究员有他自身的特点，但是这个经费的供给渠道和管理渠道，基本上是脱胎于行政机构和过去其他事业单位的一套制度规定，这两者之间就经常会发生剧烈的碰撞。我们有些智库研究特殊需要，经费就不能保障了，就不能保障了。智库研究所需的这些经费的项目，在可以允许的报销项目当中，你找不到它合适的位置。

所以我们宁愿是什么呢，有钱而不能用，大量的经费趴在账户上，而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当中的又嗷嗷叫，就是这样子的，相对来讲也是困难。我们总是拿什么聊以自慰呢，就是任何新兴事物刚刚起步的时候，都有一个适错的过程。

既然是新建智库，而且我们多现在也才只有五年的时间，所以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大家还在探讨当中，就允许这样一个过程与自己相伴随一段时间，也是反复的、不断的去呼吁，能够改变这种大而化之的这种做法，来管理智库研究经费的这样一些制度规定，现在有一些突破，但是还不够彻底，还得慢慢的磨合。

中国网：刚才您也提到了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您认为中国特色表现在哪里，然后新型又新在哪里？

高培勇：这两个词是蛮有意思的。讲中国特色从字面上讲，一定是相对于外国智库而言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这套智库的运行，和其他国家的智库是有它自身特点的，讲新型是相对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智库而言，都是在变化当中。

所以这五年当中，尽管在最初的时候并没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样一种概念，但实际上你只要建智库，不可避免的就要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在中国社科院建设财经院，这个智库怎么办，你得有一个参照系啊，当初2011年的时候大家对于什么是智库都搞不明白，我们后来说有智库运行规律，那是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这种碰撞才得出来的这种概念，所以得找到参照系，我们找参照系就找不来。

比如说2012年，我们专门到美国、英国考察智库建设情况，美国的智库、英国的智库是怎么建的呢？你看一看它基本上不是政府办的，财团提供经费聚拢了一批人，那么它和政府之间就发生联系，如果说它的产品可以，政府可能会提供给一定的经费就会购买它的智库产品，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购销的这种渠道。他的研究，他们强调研究的独立性，也没有其他方面的这种要求和限制，中国的智库该怎么建，比如说有人要问你独立性体现在哪，智库不独立还谈什么智库啊，人云亦云，领导说什么你就跟着说什么，那还要智库干什么呢？

所以我们首先说独立性在哪，大家就是这几面磨合下来我们发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我们这个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建的智库，也讲独立性，不是不讲独立性，这个独立是什么呢？独立于自身利益，独立于各种既得利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站在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角度去考虑问题。

比如说在智库的研究过程当中，研究征不征房产税，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了，研究人员一般都是有房子的，那么把自己的利益摆进去，你肯定说最好不征这个房产税。考虑到这个预算问题，预算问题我们说一个国家应该是有预算，而不应该是由各个部门去掌管预算，你要考虑到有些部门的利益，你就会说各个部门也需要有自己的一部分基本财力，这个时候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们财经院有个院训，叫做“为人民做学问”，就是你一上来就得把自己的立场摆好，你是站在什么样的，凭着学者的良心来做分析啊，提供分析产品，这种良心是什么？就一定关注整个国家的这种发展，关注人民的这种根本利益，所以你要讲独立的时候，你绝对不是说像西方国家智库那样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党派，在中国你提出这套根本一天都不能存在下去，对吧，我们就说我们的独立就是独立自身利益，独立于各种既得利益，就是始终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发表研究自己所研究的这种产品，这是在和国外做比较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和传统意义的智库相比，就讲新型了，这个新型强调什么呢？在过去的中国虽然没有智库，但是却有一批做智库的人。中国社科院的前身，往前追溯你不能只追溯到中央研究院，就是民国政府时期，再往前追溯实际上是历史上的翰林院，中国社科院那个驻地就是原来翰林院的那个地方，共院吗，就是那个地方，那翰林院是干什么的，就是给皇上出主意的，提奏折的，它不是直接的官僚但是有官阶啊，就是翰林院。

和过去有何不同？我们就确实强调学术性，讲的学术性，这个学术性是和过去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过去的奏折，大多是一事一议的，现在国家发展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皇上有什么需求，让他们去研究，朝那个折子来，你看到电视剧里、电影里就有这个事儿，拟折子上奏都是这样子，一事一议的。

现在这个人类社会发展可不是像这样的，点子公司所能解决的，中国现实社会也有好多点子公司，我们曾经有过点子大王呢，但它是零散的那种，不称其为智库研究的情况，所以我们得强调什么呢？得系统化的研究，强调系统化的研究还要强调什么呢？一定要学理支撑和方法支撑的这种研究，没有这种研究不能谈智库，所以这是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再有在此之前社会上大量的各种研究中心，在高校里我曾经在人民大学工作很久，那个时候几乎能做到什么呢？起码一个教研室就有一个研究中心，一个研究室里就有一个，这是干嘛呢？就是揽课题用的，谁那有什么需求，愿意提供研究经费，我们就盖一个章，把那个拉来，大家找几个人就开始做课题就这个成果报上去，这个经费就可以作为收入了，过去都是这样运转的，现在社会上有好多这样的，我们称之为虚体的这种机构，你看到各种都号称自己是智库，但是它是三无啊，什么三无啊？无固定办公场所，无固定的人员编制也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它就是这样随课题而组织课题组，随研究经费而组织研究的活动，但是这种我们觉得不是中国新型智库所要求的。

新型智库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按总书记的说法得从事长期蹲守跟踪研究，作为一个产业啊，首先你得有固定办公场所，你说这个产品提供的好与不好能找到你，你得有一个稳定的生产线啊，今天你生产了，明天我找不到人了也不行啊，你得有稳定的这种经费支持啊，也有稳定的研究队伍啊，我们知道谁领先，谁是研究啊，你找一个研究单位的时候，你要交给它一个研究任务的时候，你得知道是谁在做啊，所以我们说实体性的智库才是新型的，虚体的它不是。这样一来起码咱们就讲究两条，一个是必须是学术性的，第二必须是实体性的，这就是新型，这就是相对于以往的智库，我们必须着手、着眼建设的两个方面重要的方面。

所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觉得表述真是恰到好处，一方面划清了我们和其他国家智库的这种界限，另外也站在中国传统意义代有智库研究的基础之上，就走上了一个智库发展的这种新的道路，它是适合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实际的。

中国网：以您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这个理解，您认为未来五年中国智库的发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高培勇：我是相对来讲比较乐观的。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大浪淘沙，当某件事情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泥沙俱下。大家形成一种“智库热”，你看现在连普通百姓都知道智库这样一个词，大家都在跃跃欲试，不管他是不是智库，不管他是不是智囊，能不能做智囊，他都在跃跃欲试在做这个事情，你要统计中国现在有多少家智库，那我想它比人口的统计可能都困难，因为我现在知道想做智库的人，正在打算举智库牌子的人有很多很多，还在酝酿期，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这种研究领域，或者作为一种新兴的特殊研究产业，它终归要和世人见面的，丑媳妇你也得见公婆啊，总是要运行、运作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个提法它不是领导同志拍脑袋就提出来的，而确确实实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这样一个阶段。

比如说国家治理现代化，能讲到国家治理才会有对智库的这种需求，所以市场竞争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竞争的大的环境，这个竞争的机构运行一段时间之后，运行过程当中像筛子一样，就把那些不适合，或者根本就不是智库的这些机构，不合适又不是智囊的这些研究人才就过滤掉了，过滤掉了之后呢，那么在中国才能真正形成一种智库产业。

就好像行医是一个道理，我总把智库比作行医，医院也是一样，大家说都愿意开诊所，都愿意到医院，但是时间长了只有那些真正治好病的医生，才能够有工作可做，只有那些真正有疗效的这种医院和诊所，才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啊，所以智库也是如此。往前看呢，一个从量上讲，我们说真正的具有一定资质的，我们说真正学有所长，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这些智库，可能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其他方面的就不这么称职的智库，就会逐步逐步的过滤掉了，淘汰掉了。

这是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个大致的局势，再更深里讲呢，智库本身的建设也会越来越朝着契合智库发展规律的线索上走，就是智库本身也要研究，智库究竟相对于一般的学术机构有何不同。我们有一定的说法，叫比照着做，你不能说把学术研究机构的这种运行机制照搬到智库当中来，那你就别办智库了，智库有它自己的一套运行机制，凡是都要问这件事儿在智库这个领域究竟该怎么做，那么时间久了我想就是即不同于其他国家，我们所看到的那种智库运行方式，又不同于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就的类似于智库研究的这样一种运行方式，新型的体制机制，会在中国得以呈现，甚至会日趋的成熟。

中国网：非常感谢高院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希望高院长带领下的社科院财经院它的这个学术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越来越强。

高培勇：谢谢。

中国网：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